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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工业,从来都是“两条腿走路”

2019-11-22 17:14:58

[在9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伟表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将所有工业类别都列入《联合国工业分类》的国家。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120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0多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971倍,年均增长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发达国家经历了数百年的工业化,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值此之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工业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彦回顾了新中国工业70年的发展历程,现由Observer.com出版,以供读者欣赏。】

(彭彦,温家宝总理的专栏作家)

建国规模:响应一个世纪的追求

历史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每一代人都在前一代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一代人有自己的问题,有时他们不得不面对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所有的世代都能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但是如果历史要前进,就必须有人解决这些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把“农业国家变成工业国家”作为它的重要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规模宏大,因为新政权必须响应中国人民长达一个世纪的追求,解决本世纪各政权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工业发展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英国特使马加尼在甘龙皇帝面前露面时遭到拒绝,因为甘龙觉得“中国”无处不在,拒绝扩大贸易。事实上,就农业经济的流通而言,甘龙是有道理的。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国的生丝和茶叶仍然大量出口,越来越多的白银从英国流向中国。如果中国只坚持短期市场理性,就没有发展现代工业的经济动力。

然而,英法联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建立了一个皇家公园。西方炮艇和枪支确实吸引了中国少数精英的注意。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始于枪炮和船只的制造。洋务部长创办了一些军工企业,如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航运局。直到后来,它们才发展成纺织机。

1867年至1871年福州造船委员会在建

因此,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和军事,这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定下了决定性的基调。中国已经成为上中国王国的一员。在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强国面前,如果中国想继续作为一个国家甚至作为一个文明存在,如果中华民族想在世界民族森林中独立生存,就必须发展足够的军事力量进行自卫,这种自卫是以现代工业为基础的。因此,发展工业以求繁荣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主题,可以与古代王朝的命运相媲美。

但是这个任务太重了,每个人都负担不起。迄今为止,严格来说,地球上没有多少国家真正实现了工业化,并正在工业化进程中。工业发展不再容易,更不用说系统性工业化了。洋务派在上海和福州造船。朝廷的财政负担太重了。一些大学生写信要求停止施工。原因是他们造的船不如他们买的船好,那要花很多钱。它们也引起了大国的怀疑,破坏了中外和平的良好局面。关于是否造船的争论导致李鸿章著名的判决“3000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根本上说,工业革命是3000年来从未发生过的巨大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变化,我们只能发展工业来壮大自己。然而,清政府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后,大海波涛汹涌,军阀混战,日本侵略者入侵。即使北京政府有发展工业的倡议,即使南京政府有建立工业的计划,它也常常不能这样做。

诚然,自晚清以来,中国已经出现了许多杰出的企业家,如张謇、荣毅仁的兄弟和范旭东。范旭东建立的化工企业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与外国势力的跨国企业竞争。然而,直到1931年,中国最重要的现代工业部门仍然是纺织和食品工业,而关注这一局面的日本已经开始了第一轮重工业化。从1933年到1935年,中国只有3350名大学工程毕业生,而在1934年,有3648名毕业生来自日本的轻型机械、造船和汽车院校。人才数量由行业的需求规模决定,而需求规模又决定了行业的扩张程度。中日工业基础的比较为“9·18”和“7·7”战争奠定了基础。

像这样回顾历史似乎离题太远了。然而,如果一个人没有远见,他就不能清楚地看到新中国工业的头30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过短暂的复苏,所采用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重工业优先、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

这种模式已经受到许多人的批评,但是如果有对我国历史的热情和尊重,我们必须问为什么采用这种模式。答案很简单:重工业是军事力量的基础。经过近100年的外国列强入侵和14年的血腥抗日战争,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确保国家命脉的关键。此外,当做出这一决定时,朝鲜半岛再次燃起战火。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更不用说重工业发展缺乏经济学上的比较优势,即使工业发展不一定是市场的理性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尽快走上工业化道路,通过规划体系将资源强行纳入工业部门,通过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的国有企业使用资源,是一个可行的计划。新中国头30年的工业格局就是这样形成的。它有许多弊端,但它是为了回应中国人民在过去100年中对繁荣的追求,解决上一代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云戴颖曾在报纸上写了一篇论文,驳斥那些认为中国不应该发展工业的老学者。云戴颖有一个亲戚叫云珍。他是一名喜欢写诗的工科学生。他还持有中国必须工业化的理想。后来,云珍加入了国民党成立的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目的是发展重工业。资源委员会领导认为,重工业的发展必须向苏联学习,依靠国有企业进行规划。

资源委员会建立了许多工厂和矿山,涵盖机械、钢铁、电力、煤炭、石油等。其中,云镇负责建立中央电气设备厂,并在昆明、重庆、上海、南京、湘潭等地设有多家分厂。新中国成立时,云镇选择留在大陆,见证了另一个政党如何通过规划和依靠国有企业发展重工业。他创办了中央电气设备厂湘潭分厂,后来成为湘潭电气设备厂,后来成为湘潭电气集团。大型电动轮矿用自卸车出口到澳大利亚矿山。

共产党人云戴颖和国民党人云镇都意识到工业化是中国的未来,这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然而,云镇在1936年刚刚在湘潭建立了中央电气设备厂,一年后不得不搬到昆明等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才搬回来。没有一个稳定安全的国家,云珍的工业梦想就无法实现。

自力更生:丰富内涵

在新中国工业的头30年,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自力更生”。在接下来的40年和21世纪,一个重要的关键词是“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都蕴含着自强不息的意义,同时也延续了中华民族“健康向上、自强不息”的优秀文化传统。然而,自力更生经常被误解。最极端的错误是把这四个字等同于“封闭国家与外界”。这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自力更生有着丰富的内涵。

新中国在工业领域一直是两条腿走路的。自力更生与外语学习密不可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拥有一系列工业的国家,其中许多是从国外进口的。第一个主要介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56”项目。苏联帮助建立了一批重点企业,为中国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如果中国领导人封闭自律,就不可能引进如此大规模的工业项目。

苏联专家尼娜·波尔达夫指导大连铁路分厂的工作

然而,中国的工业受到地缘政治环境命运的制约,并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出现。不管原因是什么,事实是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来自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压力:北方超级大国陈冰正盯着边境,而南方的另一个超级大国正直接在其邻国使用武力,这意味着多次使用武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自力更生,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发展刻有自力更生的文化基因。在革命战争年代,红军工厂和红色后勤工厂是在牵制和封锁敌人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1943年,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沿海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山东省莒南县葫芦沟建立了华兴钢铁厂。这家工厂由几个农舍组成,十几个人带着七八个工具来了。它的业务是修理脱毛机和纺纱机,以在后勤方面支持抗日阵线。

1944年,工厂扩大了生产规模,使用军队拆除的钢轨作为车床床身,制造了一台粗制的手动车床。新中国成立后,工厂迁至徐州,改为徐州农业机械厂。1954年,徐州农机厂开始生产双铧犁。1956年,由于原材料短缺,上级决定停止生产双股犁。工厂陷入困境。然而,为了生存,这样一个基础薄弱的小工厂在1957年大胆地承担了中央政府指派的塔式起重机的试生产,并派人到抚顺和哈尔滨邀请教师讲授技术,从而成功地实现了转型。后来,徐州农机厂自然改为徐州重型机械厂。

有了这样的历史和传统,中国共产党经营的工厂怕什么样的封锁?后来,徐州重型机械厂成为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的组成部分之一,该公司是当今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龙头企业。

此外,历史可以说是沈宏的经历。沈红原本是上海的一个小老板。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企业大量搬迁,通常搬迁到四川、云南、贵州等国家控制地区。沈虹偷偷去了延安。他携带的机床和技术工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种子,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61年,中央政府命令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等部门安排生产“九大设备”,包括2800毫米铝板热轧机、30000吨模锻液压机、10000吨油压机等。这些都是工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所需的基本设备。然而,在当时的外交形势下,它们不能进口,只能自己制造。作为机械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沈宏负责“九大设备”的试制。

回顾过去和现在,生产也是在封锁条件下进行的,也有必要找到一种在简单和简陋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方法。只有生产的产品从小型农具变成了大型机器。然而,自力更生的精神没有改变。这是文化,这是继承。江南造船厂等企业的工人为了制造没有大型精密机床的大型机器,动用脑筋,用落后的小机床“用小做大”、“用粗做精”。他们像啃骨头的蚂蚁一样一点一点地工作,最终创造了大型机器。这些自力更生的工人很好地说明了所谓的“工匠精神”。

然而,即使它被阻止,也有必要引进先进的技术。为了备战,国家进行了三线建设,并在远离西南和西北边境的山区山谷建立了一批企业,以防止来自北方和南方的进攻。第一家汽车厂建在长春,第二家汽车厂本可以建在武汉,但为了安全起见,它在湖北西部的十堰重建。可以说,离武当山和神农架不远的十堰第二汽车厂,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城市化。

汽车生产需要机床。第一家汽车厂由苏联建造。交钥匙工程、机床和其他设备直接从苏联运到长春。第二汽车厂依靠自力更生,几乎所有的设备都是由遍布全国的机床企业制造的。机床行业如此喜欢谈论它,以至于它被称为“第二次汽车运动”。赢得“第二次汽车运动”意味着中国工业能够自立,并有信心备战。

然而,第二汽车厂也有进口设备。虽然当时进口设备的数量只占总设备的百分之一,但所花的钱却占总投资的十分之一。这些进口设备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从资本主义集团的联邦德国进口的千瓦自动成型设备。自力更生从来不意味着关闭这个国家。从1972年到1973年,中国花了43亿美元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历史上,“43”计划相当于“156”项目。“43”计划的出台主要关注化肥和化学纤维,通过增加粮食产量和布料产量来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这些技术来自日本、法国、瑞士、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荷兰和美国。

前30年的工业发展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目标和实施方法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如果“156”项目集中于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拥有核电的独立国防工业奠定基础,那么在这一国防工业体系的保护下,“43”计划已经开始解决民生问题。

工业发展基于知识的扩展。无论是探索新技术还是从外部引进技术,工业发展的本质是需要一个学习过程。那些上过学的人都知道学习必须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没有真正掌握知识,他们就不能通过考试。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必要详述技术的具体来源。重要的是学习者的主体能否将外部信息内化为自身能力。这是自力更生和隐居的区别,也是自力更生的文化价值。

历史转向:断裂与延续的辩证法

新中国成立30年来,中国工业乃至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着巨大的问题。没有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

根据计划经济体制经典版本的概念,工厂只是一个生产单位,其原材料由国家分配,其产品图纸由国家提供,其产品也由国家分配。因此,工厂只生产,不需要操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缺乏规划,但整个工业经济总体上遵循设计的规则。

这个系统有很多问题。最直接的观点是工业经济的整个过程是人为分离的。工业生产主管部门和商业分销主管部门经常有矛盾。在计划外经济中,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本来可以由企业进行。此外,在古典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的活力和驱动力集中在中央计划者身上。作为实际生产活动的主体,微观层次的工厂缺乏活力,只能被动地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

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厂长以充分的火力批评了这个体制。一些厂长坦率地承认,为了改善员工的生活条件,他们想建一个新厕所,但是他们不得不一层一层地申请批准,最后他们不得不推迟很长一段时间。至于讽刺或自嘲的“30年制”,是指一些重点企业。自建成以来,他们一直在使用工厂初期的产品,只进行维修,没有实质性的新产品。

1979年6月25日,《人民日报》在四川宁江机床厂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上说宁江机床厂不仅可以供应机床,还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加工零件,还可以进行短期培训。

人民日报刊登的四川宁江机床厂广告(网上图片)

虽然没有豆腐那么大,但这个角落的广告是一个突破,因为它第一次把生产资料当作商品,突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管理的一个大禁区。在这则广告的背后,当时工商当局之间发生了争斗。然而,计划经济的堡垒一点一点被攻破。

宁江机床厂是一家三线建筑企业。1965年,南京机床厂分成两部分,带着人员和设备迁到都江堰。广告发布后,宁江机床厂的自动车床一下子接到订单3年,充分说明在以前的系统下,供需双方的信息无法有效沟通。今天的宁江机床厂,叫做普什宁江,是五粮液集团旗下的一家设备制造企业。它已经从发展单一的精密卧式加工中心一步一步地前进,升级到灵活的制造系统,然后升级到数字化车间。

改革是由体制僵化造成的,而对外开放与人们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看着国家开放后的报告、记录和回忆,许多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和经理们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主要工业经济体感到震惊。

一个化学系统的领导者回忆说,在欧洲看到塑料软管被扔进垃圾是很遗憾的,但是它不能在中国制造。一个电子系统的经理回忆说,在他知道什么是工业大规模生产、什么是科学研究以及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之前,他曾于1979年往返美国。

有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冲击,开放国家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已经成为一件很自然的事情。重构了中国工业发展模式。当然,我必须提到,此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安全压力空前减轻,为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结果,历史逆转,模式打破了。从重工业到轻工业;从建筑内部到开放海岸;从建立国内经济的自循环到通过出口赚取外汇参与国际分工;最重要的是,国家和工业经济的意愿已经从紧密整合转变为逐步脱钩。计划经济已逐步改革为市场经济。工厂变成了企业。除国有企业外,其他国有企业也相继出现,产业主体也呈现多样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改革和重组成为工业经济领域的主题。

这一转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阵痛”在20世纪最后几天成为一个高频词。1949年之前,劳工骚乱仍在继续。为了稳定劳动力,一些私营企业采取了“惠及工人”的措施,为工人提供住房、食品、医疗保健,甚至为其子女提供教育,以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稳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国有工业体系的高福利特征延续了历史潮流,并得到了充分发挥。

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当竞争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当低福利因而低成本的工业主体出现时,旧的国有企业只有不改革才能走上死胡同。裁员以提高效率是企业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20世纪最后几年,“下岗”成了中国工业的关键词之一,伴随着几个老工业基地的“滑坡”。客观地回顾历史是不可避免的。新中国工业的70年是70年数据的胜利推进,也是70年内涵的快速变化。然而,它也包含了个人和家庭的喜怒哀乐,以及企业和地区的兴衰。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国的工业还没有被写入历史。诚然,该国已逐渐脱离市场,但该国尚未退出。

1983年,国务院决定高度重视重大技术装备的发展,成立了国务院重大技术装备领导小组,决定引进技术开发10个重大项目,包括大型火力发电成套设备、宝钢二期成套设备、超高压交流和DC输变电成套设备、三峡水电成套设备等。

2013年,“大国重型机具”一词开始流行,成为中国工业的新名片。回到30年前,如果中国政府从根本上脱离经济,这些主要的技术设备就不会发展。通常情况下,设备制造企业制造国产设备后,用户企业可以在市场条件下选择购买或不购买。如果它不购买,设备制造企业就不能继续生产,即使它免费生产。

2013年,cctv-2推出了一部大型高清纪录片《大国重型装备》(图片来自互联网)

在许多情况下,用户公司不想购买。然而,如果国家不退出,至少会确保一些企业能够试用中国制造的新设备,从而给“大国重型设备”生存的机会。要去星海旅行,一个人必须先生存下来。

国务院在成立主要技术装备领导小组时提出:“要充分利用六十年代制造‘九大装备’的经验和七十年代采用‘宝’法装备第二汽车厂的经验。”

自力更生的工业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延续着。没有断裂,中国工业就无法重生。随着这种延续,中国的工业不会瓦解。这个案例的解体,看看这个曾经强大的社会主义超级大国的工业体系变成一个资源出口国,我们就会明白这并不难。亚当·斯密认为制造业的发展是“反自然的”。保持工业经济不容易,去工业化非常简单,重建工业体系非常困难。无论多少来自事故,多少来自设计,在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的工业已经崩溃并继续发展。这就是带有先进数据的胜利歌曲的录制方式。

什么是伟大的力量:生态多样性

国内外的古典历史学家都喜欢写近代史,甚至自己的经历。这可能是因为古典历史学家大多是实干家,历史经验是治国智慧的一部分。然而,在历史专业化之后,专业历史学家大多远离当代历史,这在学术上更安全。毕竟,当代历史仍在变化,很难准确判断,而专业历史学家的作品只需要面对同行,与现实无关。

然而,如果你谈论中国的工业史,专业历史学家的规范将面临巨大的限制。坦率地说,中国70年甚至150多年工业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变化发生在21世纪之后。历史学家显然没有准备好研究甚至写这段历史。这可能是这篇文章仓促得出结论的借口。

如果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今天中国工业的特点,“大而不强”可以被视为官方结论,“从大到强”是一个目标,也是广大实业家正在做的事情。“大”是指中国庞大的工业规模、规模和种类。这实际上非常重要。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其工业体系必须是“大”的,并具有生态多样性。

生态多样性不仅是中国工业自然演进和形成的特征,也是中国工业的真正优势。在这个国家,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发展5g技术的科幻工业企业,还可以看到仍然吸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的车间型企业。不同时代的工业革命相结合,以满足从国防安全到提高生产力、税收和就业的一系列需求。

这些需求并不总是相同的。不同的需求应该有不同的逻辑,需要不同的企业来承担。浙江台州杰克缝纫机是一家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的民营企业。就细分而言,它赢得了世界第一名。该公司已邀请十堰东风设备制造自动化生产线,将车间工人从200人减少到300人,减少到9人。十堰第二汽车厂更名为东风汽车公司后,原来自己制造设备的工厂变成了东风设备。三线建设、民营企业、全球化、本土化、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对比词语渗透时空,编织出一幅壮丽的工业图景。

1895年,第一学者张謇在南通创办了盛达棉纺织厂,开始了他的工业救国之路。2015年,盛达集团成立了一个数字工作室,走无人纺纱之路。张謇建厂的初衷是应对日本经济入侵,但在南通,中日合资企业中远川崎(cosco Kawasaki)目前是中国造船业智能制造的龙头企业。

在江苏无锡,现代工业巨头荣氏兄弟创办企业的原址,已经成为文艺青年忘记回归的工业遗产。在远离老城区的新公园里,一家名为航亚的企业刚刚成立几年,已经成为通用电气和罗毅等国际巨头的航空发动机叶片供应商。

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度排名世界前十的大连机床集团,由于规模过度扩张而崩溃,成为“东北崩溃”的又一个新例子。

而且在大连也是一家民营企业,大连杨光制造的高档数控机床是“东风快车”的制造商。大连杨光原本是一家工业控制设备企业,想从日本购买高档数控机床。日本政府拒绝出售它们,所以决定制造自己的数控系统。系统制造出来后没人买,所以他们自己制造了机床。机床制造出来后,没人买它,但通过国家项目,企业被安排试用,效果很好,打开了出路。

据说国有企业做不到,但济南第二机床有限公司向美国汽车厂出售大型冲压生产线,但仍保留传统国有企业的高福利制度,鼓励员工奋斗。在中国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一个不知名的城镇或一群不知名的民营企业可能承包了世界上一些小商品的生产。这是一个工业大国,这是中国工业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中国工业生态的多样性是由国家和市场两种力量形成的。也许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好解释。这个国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工业受制于地缘政治的命运。在贸易战的背景下,这一点仍然非常清楚。然而,对于一个拥有核能的大国来说,安全局势不再像1860年和1960年那样。

然而,没有进入市场周期的军事工业需要国家支持。在中国工业150年的历史中,几次重大的军事发展衰退,无论是晚清停航之争还是80年代末的“制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好”,都直接关系到国家在有效支持军事工业体系方面的财政困难。这也表明军工和民生产业原本是一体的。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但也由国家从后者获得的收入维持。这体现了工业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性。

然而,这种多样性应该主要基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竞争。除了那些只能依靠国家支持的行业和企业之外,在市场的大舞台上,是竞争鼓励着不同的产业实体展现自己的能力,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探索最适合生存的方式,从而巩固了全国的产业基础。

新技术、新企业、新产业甚至新产业形式也是在市场的试错探索中得以突破,并不断为产业革命提供动力。因此,新中国工业的70年历史就像经济学的自然实验,检验各种理论和理论。从抽象意义上说,实验的结果可能是国家和市场力量共同维持生态多样性,允许不同形式和性质的工业企业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发展。汉武帝宣帝说“汉室霸王用各种方法”,这是历史的实践智慧。如果黑猫和白猫抓老鼠,它们就是好猫。

此时此刻,展望未来,在这样一个喜庆的日子里,我希望中国的工业将继续保持生态多样性,充分利用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健康成长,并将永无止境的工业革命进行到底。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70年里,我能对中国工业再做一次零散的回顾。当然,这对于个人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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